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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的信托业转型方向选择

作者 研究发展部 王和俊 孙妙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

金融来源于实体、附着于实体、服务于实体,作为开展资管业务的金融机构,信托业一直顺应中国经济形势变化,在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中提供稀缺的金融服务。中国经济在经历30多年的高速增长后,步入新的发展阶段,是谓“新常态”,增速下调、结构调整、动力转换成为基本特征。中央在深刻把握“新常态”规律的基础上,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应对当前及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经济变化的总体思路。站在信托业角度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探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给予的发展机会,是决定着信托业顺应改革潮流、把握经济趋势,成功实现转型发展的关键。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内涵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法最早源自习近平总书记,“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并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性改革包括“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和“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五大政策支柱。随后,官方媒体多次发表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权威解读,例如“供给侧与需求侧并非割裂”、“供给侧改革不同于西方的供给学派”等等,澄清了一些误读和误解。

综合起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含义是: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使供给体系更好适应需求结构变化。要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含义,就必须深刻理解三个关键点:

1、解决经济增长瓶颈、实现长期平稳增长

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经济增长的潜在水平低于以往,但仍有维持中等增长速度的潜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际就是充分释放这种中等增长潜力的有效手段。观察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尤其是日本、韩国等二战后发展起来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发展的一般规律,可以看到增速换挡是一种必然趋势或者客观事实。进入该阶段后,由于人口红利、资本积累所带来的简单外延式经济增长方式走到尽头,而越发依靠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增长,优化经济中的资源配置,使得技术水平不断提高,通过复杂的内涵式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实现经济增长成为必然选择。这就要求劳动力、资本、土地等各种经济要素重新调整和配置,流向具有更高生产效率、代表先进技术水平的产业部门,呈现出落后产能的淘汰和新型产业的兴起,实现整个中国经济发展动力的转换。不难看出,要实现这种转变,需要对产业进行调整和升级,实际上就是需要生产部门即供给侧进行相应的结构性调整。

2、经济调整思路从需求刺激转向有效供给

过去几十年,无论是英美发达国家还是我国,对宏观经济运行调控主要遵循凯恩斯主义的需求刺激框架,手段上综合采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以短期扩张总需求来增加生产、就业和收入,以达到保持经济增长的目的。目前,中国经济已经步入新常态,经过多年发展,基本浅层次需求都等到了一定满足,由人口总量增加带来的需求增加已经转向人口流动和收入提高带来的需求升级,这种需求的升级并未获得充分的满足,大量资源仍然锁定在低端无效行业进行无效供给,造成了供给侧与需求侧的不匹配,供给侧并未适应需求侧的变化。这一方面造成钢铁、水泥、煤炭等传统制造业产能过剩、产品滞销、整体利润陷入负增长,另一方面消费相关行业尤其是高品质消费领域供应不足,如电器及电子产品、食品、服装化妆品、奢侈品、乳制品、香料化工品、医药品等等,甚至需要通过大量进口来满足。对于金融机构来说,原来由于需求刺激带来的投资机会显然将会逐渐让渡给有效供给带来的投资机会,比如过去大量低效重复性或者阶段性过剩的投资涌入钢铁、水泥、房地产、基础设施建设等带来的地产信托、政信业务、矿产信托等主流业务,未来将会转向围绕居民消费升级需求的领域,如医疗、教育、养老等等,催生新兴产业的大量投资机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无疑将会在上述此消彼长的过程中,驱动金融资源向新兴领域前进。

3、与海外国家供给侧改革大相径庭

供给侧改革的政策思想源头可追溯到供给学派的主张和上个世纪70-80年代英美等国供给侧改革的历史经验,但与上述源于相比,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和手段措施,与海外经验根本不是一回事。上个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导致美英等国陷入经济增长滞胀的局面,随着里根和撒切尔开启基于供给学派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减税、鼓励竞争、激发企业效率、国企改革、消减社会福利等,经济迅速摆脱滞胀局面,步入复苏过程中。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其相比,相同之处在于均把优化供给体系、优化生产要素配置、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进而提高潜在产出能力,不同之处在于双方所处的历史时代背景和相关约束条件不一样,这决定了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采取的具体措施也不会相同,比如根本所有制不同导致的国企改革和鼓励竞争措施不会采取简单的私有化,再比如两者金融市场状况不一样而不会采取简单的紧缩货币政策,还有,两者的社会福利水平不一样致使我们不仅不会采取削减社会福利的措施,反而会基于解决去产能引致失业的目的增加社会福利托底措施。

(二)“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国未来相当长时期内的发展主轴,是中央对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点和任务的总结,作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系到未来中国经济能否持续保持中速增长,一切的宏观调控、产业政策、金融政策都要围绕该目标和任务进行。具体来讲,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们有五大具体任务,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这五大重点任务实际针对着现阶段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比如部分产能过剩、房地产库存过高、地方政府和企业债务负担过大、社会融资成本过高及中小企业融资困难、居民升级消费需求和民生需求设施及服务供给不足等等,解决好上述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会取得实质进展,中国经济才能释放潜在增长速度。那么,五大任务具体如何理解?尤其是站在金融角度、信托角度如何理解?

一去产能。钢铁、有色金属、水泥、纺织、服装等行业供给过剩、大量库存积压,价格一降再降,甚至低于生产成本,但仍然无法达到市场出清的状态,导致上述行业存在大量僵尸企业、沉淀了大量人财物资源,不仅造成了极大的资源浪费,使得价格扭曲,无法将资源流向高效行业,对新兴产业发展造成拖累,而且容易引发金融风险,冲击整个金融市场。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上述行业未来将会通过多种方式进行去产能,如并购重组、海外输出、升级转型等等,这无疑又将给金融机构带来许多投资机会。

二是去库存。除了产能过剩行业大量库存积压以外,房地产行业也存在阶段性库存过高的困境,尤其是三四线城市,地产库存数量更高、去化周期拉长到几年甚至十数年的地步。房地产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支柱作用明显,牵涉产业众多,大量库存积压的结果,会导致产业拉动效率降低、地方政府财政收入锐减、银行信托等金融机构风险暴露压力加大。房地产去库存是因时因地、长期的艰难过程,将对采取多种手段并行,一方面采用货币、金融、财税、人口政策刺激有效需求,另一方面房地产内部进行总量和结构控制,如三四线城市土地供应缩减、减少别墅和大面积住宅供应、进行普通住宅向保障房和安置房转化、控制无效商业地产供应、发展租赁市场促进库存消化等等。这种变化,显然将引导金融机构的投资行为,寻找结构性机会,避开相应的高库存风险,更多的投向有真实需求和刚性需求的地产类型和区域。

三是去杠杆。去杠杆实际与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息息相关,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债务负担过大、杠杆水平过高,是去杠杆的主要对象,目前业已进行的地方政府债务清理、置换、规范融资、大力推进PPP,以及证券市场去杠杆、鼓励企业股权融资、增加直接融资渠道、鼓励银行债转股、允许僵尸企业清算重组等等,都是去杠杆的方式。去杠杆的过程与金融机构最为直接相关,对于去杠杆的领域,银行、信托等金融机构需要转变思路,由债权融资业务逐步转向股权投资业务,比如多进行股权投资、基金化投资,以创新融资方式代替传统主体信用融资方式,比如多进行资产证券化融资。

四是降成本。近年中国经营环境变化,由人力、环境、资金、税收等多个方面带来的企业成本快速上涨,对于企业竞争能力构成较大冲击,站在金融机构角度,供给侧机构性改革背景下,通过创新金融服务供给,降低实体企业融资成本成为最主要、最应负担的任务。一方面,对于中小企业、广大个人等传统金融覆盖较浅或者难以覆盖的地方,未来将会鼓励提供金融服务,并在此基础上通过总结经验、完善信用评估体系、提高风险控制技术手段等方式降低成本;另一方面,对于融资成本较高的企业,将鼓励增加直接融资、增加标准化融资、鼓励创新性融资(ABS、结构化融资)、适度增加股权融资等方式降低融资成本。在该过程中,金融机构将扩大业务范围、进入更多非传统主流业务领域,另外也将增加新型金融产品创设。

五是补短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出发点是供需不匹配、供给不适应需求的变化,补短板就是弥补供给短板,增加符合市场需求、代表未来趋势的产业的供应。具体来说,包括许多方面:一是符合民生需求的设施服务供应,例如养老、托儿、医疗等方面严重供应不足;二是市场急需、现已存在严重供应不足的基础设施产品,如环保设施、轨道交通、地下管廊、停车场等等;三是代表未来趋势的新兴产业,比如新能源汽车、物联网、新能源、高端制造等等;四是代表需求升级的高端消费品,比如乳制品、家居用品、高端电子产品等等。上述领域产品将会被国家创造条件,高度鼓励发展,相应的财税金融政策、准入限制放宽等都会逐步实施,产业发展前景空间巨大,是金融投资机构介入的重中之重。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带来的发展机会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总体思路下,随着“三去一降一补”五大重点任务的逐步落实,中国经济将会出现新的积极变化,在此过程中,会衍生许多的产业发展趋势,抓住趋势、顺势而为,将会为金融机构,尤其是信托业创造许多的发展机会。实际上,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并购重组、绿色金融、新兴产业、消费和小微金融、基建PPP等领域的投融资机会众多。

(一)并购重组

供给侧改革是结构改革,需调整比例,提高效率,通过创新来提供有效新供给,同时需去产能去杠杆,让资金流到应该流向的领域和优质企业。目前很多僵尸企业有相当比例是国有企业,除有的银行为规避不良债权,不遗余力地为“僵尸企业”进行“输血式”续贷之外,一些地方政府在以GDP增长为导向的政绩考核压力下,为维持当下的经济繁荣、就业充分和社会稳定的局面,为“僵尸企业”提供隐性担保。随着供给侧去产能等改革措施加速落地,国企的兼并重组将提速,信托公司可以发挥自己实业投行的优势,充分利用多层次资本市场,按照“做好增量、盘活存量、主动减量”的思路,大力发展企业并购重组业务,支持产业整合以及僵尸企业清理。

具体而言,信托公司可支持落后产业整合,大力解决僵尸企业,释放资本。通过并购和清退,减少企业数量,提高产业集中度,化解钢铁、水泥、煤炭、玻璃等传统产业过剩矛盾。以并购重组的方式代替破产清算,帮助企业“安乐死”,还可以较好解决职工安置等问题,降低社会风险。信托公司可发展资产重组业务,提高国企经营效益,激发创造力,改善资源配置现状,比如对于自然资源垄断性行业,可以从不同环节入手分拆业务,帮助引进民营资本,增强竞争力。信托公司还可提供配套服务帮助国有企业、上市公司等通过并购等方式跨界转型,助力企业创新、发展新的有潜力业务,提高未来增长动力。

(二)绿色金融

在目前市场条件下,部分高污染、低效能的传统产业产能严重过剩,这些自然资源的使用者大多无需为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负外部性付费,因而导致了过度消耗、过度污染的倾向。企业实际付出成本偏低,有利可图,使得本已过剩行业继续吸纳资源,过剩更为严重。绿色金融指金融部门把环境保护作为一项基本政策,利用信贷、债券、股票等相关的一些金融工具和服务,把与环境条件相关的潜在的回报、风险和成本都要融合在金融经营活动中计量,注重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以及环境污染的治理,通过对社会经济资源的引导,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在我国经济总体L形走势短期难以扭转的背景下,绿色金融将有效优化生产要素的供给结构,削减传统产业过剩产能,去库存,促进新兴产业加速发展。通过绿色金融产品,资本要素供给向高效率、低污染的环保节能行业倾斜。目前,绿色金融已写入“十三五”规划纲要,并且成为今年G20会议重要议题。

信托公司可发挥制度优势,从资产定价和资源配置两个方面支持绿色金融发展。一方面,信托公司可以帮助对自然资源和环境成本合理定价。借助于金融交易的资产定价功能,绿色金融市场能够实现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负外部性的内部化,将环境成本纳入资源价格,比如碳排放市场中,碳排放权不再免费,低效高污染的企业将被迫以昂贵成本购买排放权,因此逐步被高效、环保的竞争对手淘汰。碳排放信托将成为代表性业务之一。另一方面,信托公司可发挥业务创新能力,为绿色环保企业量身打造绿色信托促进资源向绿色产业配置。通过发行绿色金融产品如绿色信贷、绿色资产证券化产品等,降低绿色产业融资成本提高其融资便利性,从而引导资本配置到绿色环保服务型行业中。此外,信托公司未来还可加大股权投资基金、并购基金等在清洁能源领域的应用,充分发挥信托资源整合优势,实现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深度融合,带动清洁能源领域的产业并购和整合。

(三)新兴产业

“供给侧改革”五大经济任务中的“去产能”和“补短板”要求将资源要素从产能过剩、增长空间有限的产业中释放出来,为提供中高端消费服务的“朝阳产业”输送更多的劳动力、资金、金融和技术。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创新会产生乘数效应,成为供给侧最重要的生产动力,信托公司应该抓住“补短板”政策的有利时机,大力支持节能环保、生物技术、信息技术、智能制造、高端装备、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支持企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创新金融支持方式,提高企业技术改造投资能力,加快技术、产品、业态等创新。

目前信托业务主要集中在房地产、基建类等传统领域,对新兴产业投资较少。相比而言,新兴产业的企业大多处于成长期,现金流较少且不稳定,适合抵押的资产不足,因此传统以融资为主的商业模式很难再适用。信托公司需要制定长远的战略规划和资源投入,转变传统商业模式,如在资金运用模式上,由传统的债权投资逐渐向股权投资转变,去适应新兴产业高成长性、快速发展的特点,从而在资产管理领域实现突破。信托公司还需提高自身的专业投资管理能力,并加强与政府和其他专业机构的合作,联合组建新兴产业投资基金,吸引社会资本积极参与,支持鼓励地方加大投入,支持种子期、初创成长型中小企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加快发展,为新兴产业提供综合的投融资服务。

(四)消费和小微金融

供给侧改革需要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扩大有效供给。而与互联网、大数据等结合的小微金融、消费金融产业可以有效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从消费升级角度促进供给侧改革。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居民消费能力显著提高,传统保守的消费观念逐渐向超前、信用的消费观念转变,而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技术快速发展,为消费金融提供了无限可能。各种因素叠加影响下,中国消费金融市场近年来迅猛增长,有报告称,2015年中国消费信贷规模达19万亿,同比增长23.3%,预计2019年达到41.1万亿。但是需要看到的是,整体而言我国小微金融产业发展程度还与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以银行为代表的传统金融机构覆盖率还很不够,大量个人,小微企业都没有得到足够的信用服务。近年来国家政策上也在不断鼓励金融机构、社会资本对这块蓝海领域加大发展和投资,如2016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再一次提及消费金融,鼓励金融机构创新消费信贷产品。

信托公司可以发挥自己横跨货币、资本和实业三大领域的优势,打造“互联网+消费金融+信托”的新模式,利用牌照优势,跨领域进行金融创新,代替高利率的民间金融和高利贷,推动供给侧提供更优质、更高效、服务更便捷、成本更可控的金融产品,通过对消费的刺激和拉动,去库存,降成本,促进实体经济发展。

具体来说,信托公司可从以下几个方向发展消费金融业务。第一是与消费金融平台合作,整合运营体系,通过IT系统、互联网技术等搭建基础设施,为更多层次的消费者提供优质信贷服务。第二是共同打造具有公信力的数据平台,完善中国个人信用体系建设。信用是最大的社会资本,信用差别定价是定价的核心。完善信用定价机制,可以提高风险管理能力,拓展业务覆盖面。经过信托公司运营以后积累资产数据,使个人信贷资产变得更透明,有助于增强融资的公信力,同时提高平台风控能力,更好地为不同层次用户提供差异化服务。第三是整合服务渠道,推进跨界合作。金融和互联网的融合逐渐在加深,各种平台蓬勃发展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选择,但是劣质平台风险事故也频发,造成了一些不好的社会影响。通过信托公司的介入,可以整合服务渠道,扶持优质平台,通过资金合作、股权投资等方式全面合作,通过“互联网+”进行类证券化的标准化和市场风险定价,有效地降低融资成本,并盘活这些行业的存量,并刺激具有消费场景的需求增量。

(五)薪酬福利信托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去产能、去杠杆、降成本等重点任务指向僵尸企业的处理、过剩产能的清理,该过程中免不了会出现人员清理分流及重新安置等问题。这是对于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低效过剩行业人员流向高效益有前景的其他行业,尤其是产能过剩集中的国有企业,会出现大量需要补偿、安置的员工。信托的破产隔离制度、资产管理功能,就可以保证员工安置资金的财产独立性,并以较好的投资管理能力和账户管理体系为去产能过程中出现的人员分流提供较好的载体方式,提供多种多样的企业薪酬福利信托服务,比如养老计划、安居计划、储蓄计划、员工补偿计划、补贴计划等等一揽子的员工福利整体解决方案。因此,在去产能过程中,信托作为政策托底的方式可以发挥较大的作用,对信托机构来说,无疑又开辟了新的事物管理的业务。

(六)基建PPP领域

国内新型城镇化建设还有空间,各类基础设施建设远未达到饱和,资金需求量大,过去地方政府大包大揽、利用政府信用大量举债建设的路子已经难以继续实行,而此时国家启动基建项目PPP模式,就是着眼于该问题的解决。地方政府债务负担较高,杠杆过高,融资成本过高,是过去几年的发生的现实。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去杠杆、降成本的主要对象便是地方政府,所以PPP模式将会是基建融资方式的新趋势,政府信用的推出、民间资金的引入,债务融资方式的回缩、股权融资方式的扩张,是今后基建项目的主要特点。在这个过程中,信托公司作为金融机构,可承担PPP项目资金安排方的角色,甚至可以承担公私合营中的私方角色,总览项目的建设、融资、运营,其中的业务机会非常多。信托产于PPP项目,既可作为项目股权投资方,也可以为项目做债权融资,还可以利用项目的未来现金流做ABS,甚至以项目为整体对接资本市场上市融资,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较多,是非常符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反向的业务类型。

(七)资产证券化

供给侧改革要求去杠杆降成本,将资源配置到更有效的领域。而大力拓展资产证券化业务,可盘活金融资源存量,优化资本对经济发展的供给模式,化解债务风险和流动性风险,从而降低融资成本,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更好地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对于信托公司来说,可充分发挥制度优势,利用长期积累的经验,从仅充当资产独立和风险隔离的特殊目的载体角色逐步转变,在资产证券化过程中提供功能一体化的升级版服务。这样信托公司在资产证券化产品发行的主导权会大大提升,一方面可以提升专业能力更好助力实体经济,另一方面,有利于信托公司找到新的盈利增长点,提高利润规模。

具体而言,在受托职责履行方面,以受托人身份积极参与入池资产标准确定、基础资产尽调、交易结构设计、信息披露、证券本息兑付清算等各项工作,成为投资者利益的全程守护者。在业务领域方面多元化发展:发展信贷资产证券化,帮助银行对资产业务进行精细化管理,实现商业银行的轻资产运作;发展个人消费贷款资产证券化业务,帮助平台类互联网巨头和一些优质消费金融企业盘活优质资产,管理增量资产,促进消费升级;发展企业资产证券化业务,从应收账款、租赁资产、商业物业等着手,以较低成本解决企业融资问题;发展不良资产证券化,对不良资产合理定价,剥离重组,为金融机构减负,化解金融风险。在与市场机构合作方面,信托公司可以发行人和受托人的身份,协助发起机构和承销机构参与部分证券化产品销售,机构之间形成合作共赢的盈利模式。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信托公司的转型选择

近两年整个信托业务开启转型步伐,基于“收人之托,代人理财”的基本定位,转向资产管理、财富管理、投资银行、受托服务等具体业务方向。一方面信托作为信托关系的制度载体,有回归本源业务的倾向;另一方面信托作为持牌金融机构,承担着中国分业监管、分业经营中的独特金融职能作用,开展相关的投融资金融业务。任何的行业转型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观察此次信托业转型,实际是基于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步入了发展新阶段的必然选择,长远来看,待到条件成熟,信托业作为制度载体的本源业务将会有巨大发展空间,中短期来看,符合信托自身金融定位、发挥自身跨领域制度优势的金融投资业务,或是信托业保持一定增长、渡过转型艰难期的现实选择。当然,站在长周期历史维度看,既契合信托自身定位,又符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趋势下的转型方向,可兼顾长短期利益、平衡经营压力和长远发展,是最优选择。

(一)信托公司目前转型情况

信托业自全行业宣告全面转型也有一两年,各家信托公司基于自身的资源禀赋、股东特点、经营历史、风险偏好、管理实践,采取了差异化、个性化的转型之路。一方面,信托公司在内部组织结构、管理方式等方面进行的积极的转型尝试,比如全能业务部门转型事业部制、全线条业务拓展转型专业化部门,以及下方授权进行子公司化等等;另一方面,信托公司开启业务转型,总体趋势上,遵循债权转股权、单体转基金化、主动转被动,具体方向上则因人而异,各有选择。

通过各种公开信息渠道,发现至2016年上半年,共有约50家公司开展了多种转型创新活动,总计共约30种转型业务方向,其中有5家以上公司选择的转型业务方向就有18个。具体来看,各家公司选择上多有重合之处,其中选择最多的前五大方向是:资产证券化(23家)、小微/消费金融(18)、并购重组(16家)、家族信托(15家)、PPP(14家)。

表格 1 信托公司转型业务方向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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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公司2015年2016年年报;智信资管研究院;

(二)改革背景下的转型选择

从各家信托公司转型业务方向的选择来看,50多家公司选择的转型业务有许多重合之处,除了部分业务,如分级基金、地方交易所私募债、打新基金等选择公司较少以外,许多业务,如资产证券化、小微和消费金融、并购重组、家族信托、PPP业务等等,已经成为业内共识。上述选择的做出,实际上肯定是基于中国经济的运行情况,其中也内含了部分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思路的契合。

比如,资产证券化业务,可以有利的实现去杠杆、降成本的作用,以项目的未来现金流融资,并通过公募或私募的方式销售给机构投资者,既不增加融资主体的债务水平,也会显著原来以非标和面向个人发售所带来的较高成本问题;小微和消费金融业务,可以覆盖传统金融服务难以覆盖的部分,为小微企业和个人消费者带来融资服务,显著代替民间高利率融资,也是在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降成本任务;还有,并购重组业务,可以在去产能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帮助过剩产业化解产能居高不下难题,清理僵尸企业、减少行业企业数量,控制产能产能,提高产品质量和价格,恢复企业的正常盈利状态,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

当然,目前的信托公司转型业务中,也有部分是不符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总体思路的,比如,分级基金实际上还是在为投机者加杠杆,其他如艺术品信托和员工持股计划也含有加杠杆的内容。

总体上看,信托公司目前的转型业务方向,许多是符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思路的,是可以被纳入进“三去一降一补”五大重点任务的。这些符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总体思路的业务,料将随着改革的持续推进而日益显现其生命力,帮助信托公司在符合自身制度定位和金融定位的同时,开创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短期实现围绕投资银行、资产管理、财富管理、受托服务等方向延续经营,长期则进一步靠近信托“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本源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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